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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经济一:黑车、私宰肉、电脑城和城中村  

2008-06-01 15:05: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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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0

2007年的3月7日,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的丁字路口,3辆汽车从三个方向向一辆银色奇瑞包抄过来,路很窄,被包抄者没有任何逃的可能,这是当天上午同一地点的第5辆被包抄的黑车。像前5次一样,交通执法人员将奇瑞车团团围住,开始拍打车窗,但车子的车门一直没有打开,车窗也没有摇下。这是一辆黑车,开车的是21岁的安徽人雷庆文,车里还有一个人——陈素军,她是黑车举报协查人员,也就是坐上车,给执法人员提供证据的人,不过她再也不会开口了,因为第二次被抓(几个月前已经被罚款一万)的司机把一把水果刀插进了她的心脏。在再次面临着天价罚款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至少让自己终身失去自由的事情。

在我去过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城市出租车司机都罢工过,但是一般没结果,按南京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正如网上有人宣扬韩国青年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把国家推进到民主国家行列,并把国家建设成发达国家,据此证明韩国愤青更优秀,可是难道他们忘了同宗同祖的朝鲜愤青,他们只会在平壤的广场上高喊“粉碎美日侵略”的口号,管金二叫父亲,在那个独裁的制度下,连饭都吃不饱。伟大的亚里斯多德面对杀掉自己侄儿的亚历山大,竟然一改初衷,为他歌功颂德,反对起雅典的城邦自由,鼓吹君主制和亚历山大“统一”的优越性。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人民,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前几天回家,又坐上一辆黑车,司机说:我昨天开的还是出租车,压力太大了,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先赚200元钱是要交上去的,其余的还要扣掉油钱、车的折旧、保险,然后才是自己的,所以还是来做黑车吧,现在一天跑多少算多少,想休息就在家等等熟客的电话。

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出租车都要每月承担5000-6000元的份子钱,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面对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北京市有将近300家出租车公司,一共有出租车约6万8000辆,司机总数10万人(有些车是两人开的双班制)。2000年底,北京3名出租司机集体到北京西客站欲卧轨自杀,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事件。

38岁的邓少龙是北京银建出租公司的司机。2004年下半年,他因严重的肛周脓肿(长时间驾车不透气引发的职业病)住院治疗,被迫停运4个月。银建出租公司依然照收每月5100元的“车份钱”,在他做完手术的当天,准确地说是在他下手术台仅2小时,派人到病床前催要“车份钱”。此前,邓少龙曾找公司商量,自己生病住院能否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邓少龙又提出“我无法开车了,退车行不?”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这是你单方违约,扣一万五的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

  46岁的北京顶好出租车公司司机邱跃进花近10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旧夏利,只跑了一年,最多也就挣了一万多块辛苦钱,车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然后被公司一脚踹了出来。“钱是我投的,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钱不投资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不仅每月白白收我的‘车份钱’,而且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

52岁的出租车司机李家祥于1996年花10万元从北京公兴出租车公司买了一辆旧桑塔纳,并与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合同,两年后出租公司要收车,他不同意,2000年1月17日,公兴公司经理带人在北京市右安门内大街万博苑门口,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将他按倒在地,用脚踩着他的脸,夺了汽车钥匙,将他融资10万元买的桑塔纳出租车抢走。

北京出租司机还要交3万到5万甚至高达8万的风险抵押金,不仅没有“投资”回报,而且连最低的资金利息都没有;反过来,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以至于2001年4月26日,在北京金城出租公司发生公司有关人员从司机孙卫众手里抢夺刚刚退还给孙卫众风险抵押金的事(公安机关已经备案)。

出租车公司有很多霸王条款:

“不使用或不正确使用计价器,私自拆动计价器的处3000—5000元罚款,停车学习10天。情节特别严重,给公司造成严重影响的,公司解除其合同,收回运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运营中无合法理由拒绝载客,中途甩客给予警告并处1000—5000元罚款,停车学习7天,屡教不改者公司与其解除合同,收回运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凡被出租汽车管理机关吊扣运营证者,停车学习一个月,罚款5000元,公司对被吊销运营证者,解除合同,收回运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2005年3月13日下午,北京三元出租车公司司机陈立华的车身因为下雨弄脏,在四惠地铁站外面排队等客的时候因车身不洁被交通局工作人员罚款200元。回到公司后,公司要对他处罚6000元。被重罚逼得走投无路的陈立华对记者说:“真没心思干了,可还有5年的合同,不干的话4万5千元的押金就泡汤了?”司机的妻子哭着说:“我们不敢得罪公司,合同还有5年!带着这么重的思想负担在马路上跑,家里人真揪心哪!”像陈立华的遭遇还不算最严重的,有司机对记者说:“个别公司对在外被罚200元的司机,回到公司再加罚一两万元的都有。”

42岁的北京腾远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吴来池在1999年9月15日,给公司交了3.5万元风险抵押金后与公司签定了《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以每月给公司交4630元的“车份钱”为条件成了该公司的司机。2001年3月22日,公司以他交通违章为由强行收回了夏利出租车,且不退还风险抵押金。吴认为公司违法掠夺他的个人财产,侵犯他的合法权益,不断找公司理论,没想到几天后公司被老板卖给了新月联合出租公司。

于是,吴走上了漫漫维权之路:

  4月4日,吴来池到市交通局朝阳运管处。人家说:“你回去,我们了解了再说。”

  5月上旬,又去交通局朝阳运管处,人家拿出一纸公司决定,说:“你已被公司开除了,爱到哪告就到哪告去。”

  5月中旬,经向劳动局申请,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开庭。

  5月23日,收到裁决书,但公司原法人代表不执行。

  6月11日,吴来池到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法官说“出租司机告出租车公司的纠纷我们不受理,我们只管劳动纠纷。”吴来池问“为什么?”法官说“你看门背后”。他看到门后贴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9月7日发的一个通知,就是不让法院受理出租司机告出租车公司的案子。

  6月中旬,吴来池去市交通局,还是没人管这事(吴来池补充说,过去两年市交通局每月两次的星期三上午局长接待日,他一趟都没落过,但一年多来,始终没见过一个副局长以上的干部。)

  6月下旬,吴来池到北京市政府信访室反映情况。

  7月,吴来池先后跑了全国总工会等有关机关,人家回答:“你回地方,我们不管地方的事。”吴来池找到市政府,市政府回答:“这是交通局的事,你还得到交通局去。”

  9月20日,吴来池向市公安局递交游行示威申请书。

  11月9日,市公安局做出不许可决定书,此后,吴来池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维持原决定。

  11月上旬,市政府信访室告诉吴来池,市里已经同意了,法院可以受理司机告公司的案子。

  11月,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胜诉,但无法执行,只是一纸空文。

“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这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65岁的国务院参事、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研究员沈梦培对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描述。

2006年6月9日,广州天河公安分局在外省“的哥”聚居的棠下小区召开大会,对4月15日的士暂停载客事件中的11名“的哥” 公开处理,司机李西凯被天河警方执行逮捕,其他6人被警方以寻衅滋事违法行为送劳动教养一年,还有 4人被行政拘留。

在权力的干扰下,城市的运输行业就是这样被扭曲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活不了,开黑车也活不了,只有官员旱涝保收,不是收费就是罚款。

 

如此变态的不仅是出租车市场,猪肉市场也很奇怪,西方经济学家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一种商品价格高了,自然会刺激供给,但是中国的猪肉市场相反,肉价上涨,肉贩罢市,如果亚当·斯密复活,他会被活活气死。

2007年6月,内地猪肉价格飙升,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白水塘村蟾蜍石肉菜市场的二十多个肉档从六月一日起集体罢市,因为生猪批发商每只猪加收26元的屠宰费。而一头猪在中间环节被收取的费用本来就在100元以上。

街市的档口租金加管理费上升也是肉贩生存压力的原因,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档口都和经营者有冲突。

2006年12月17日,海珠工商4名执法人员以及40多名协同执法人员在黄埔村农贸市场检查(这4人和40人不是当初日本皇军和伪军的比例,应该是正式工和临时工的比例,只是这么多临时工的工资最终也是从我们嘴里的猪肉来的吧)。发现该市场一个肉档档主提供的《广州市畜产品检验合格证》上显示该档口当日购进0.5头放心肉,而现场却摆放了4只猪脚和相当于一头猪的肉品,在对质中和市场负责人发生争执,随后,村联防队员及不明身份人员迅速从市场周边店铺内操起铁棍及木棍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6名协同执法人员一直被追打到对面的香蕉林,其中1人被脱去裤子打,多人被打伤并被村联防人员捆绑拖回村委会。估计吃不上猪肉的各位看到这里肯定和我看到深圳城管队员被另一批城管队员脱掉裤子一样感到痛快吧。

1998年11月27日,福州市财委接到猪肉私宰窝点的举报。当天傍晚,市财委保卫处处长郑依清奉命前往该点暗查。时任市财委副食品处干部、市牲畜定点屠宰联合执法队队员的赵若忠向私宰点老板林芳弟通风报信,郑依清在途中遭到伏击后不治身亡。案发当晚,出警的民警没有按规定做现场勘察,致使庭审过程中没有打人的物证,许多犯罪嫌疑人都否认打人。案发后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局不做法医鉴定,郑依清死后三天仍然不做,此案成为1998年2月国家推行生猪定点屠宰以来全国首例执法人员遇害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经查从1998年4月至11月,刘用莺、林芳弟等人设立多个生猪私宰点,7个月时间私宰生猪6000多头。2000年9月30日,福州中院对此案一审开庭时,犯罪嫌疑人刘用莺在未戴手铐的情况下,大摇大摆走进庄严的法庭。一审刘用莺被判刑三年后舆论哗然。后调查发现11·27案件领导小组组长、原福州市仓山公安局局长郑于国和原刑警大队长陈仲钊都与刘家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原检察院批捕科副科长宋凤鸣也以枉法追诉罪名被批捕,后承认帮刘用莺隐瞒证据。法院庭审的审判长陈祥兴也受了贿,于是重罪轻判等问题就出现了。

同样面对不合理的市场机制,猪肉商贩表现的比出租车司机暴力的多,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是肉贩文化水平低、无所顾忌,还是猪肉利润高,可以收买官员、蓄养打手。和出租车公司盘剥司机不同,有的市场和肉贩一起对抗执法,这又是什么原因?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郭玉闪在北京嘉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评审报告(该报告是调价申请的附件之一)中发现“出租车公司银建公司党委书记的月工资为21544元”,菜市场可能没有党的机构,所以如此暴力?菜市场要多一些,不象出租车公司那么容易控制数量,城市结合部的市场更是按需要建起来的,而没有哪个村庄可以发出租车牌——连普通车牌也不能发。

常常看到新闻:工商、技监部门联合出击,捣毁一个私宰肉黑窝,甚至有警察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在猪肉市场里扫荡。

按理说,我们吃了几千年的私宰肉,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养猪,可惜要上调,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交猪,一个很牛B的收购站的人站在猪前面看几眼,定个等级,看他高兴,我们养的猪可能就少掉几十元收入。后来我们可以自己屠宰了,只是拉到一个检疫的地方去盖个印,交的钱忘记了,反正对肉价影响不大,如果大的话肯定有人偷漏。如果过年在家里卖不去市场卖的话连这个也省了(猪肉有没有问题邻居和村民当然最清楚),可是现在,连在家里杀猪自己吃的权利也没有了,所以80年代是多么让农民怀念啊。

对于市场上的私宰肉,是否有病我想是次要的,吃肉的人自己会判断,希望长期做生意的档主也不想卖有病的猪肉,那么不是定点屠宰场出来才是它们被打击的主要原因。我们常看到电视报料,地下黑窝点提供死猪肉,这些一般不是去市场卖,而是给一些快餐店和食堂,奇怪的是,这些最应该打击的地方都是记者发现的,我们看不到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甚至记者报道后也没人去查。

在新奥尔良,由于19世纪下半叶,房屋税根据前排的楼层数征收,所以很多“驼背”房屋,前排是一层,后面是多层。在英国,1696年到1851年,政府根据房屋的窗户数目征税,于是很多房屋都是黑暗的,人们为了避税宁愿忍受黑暗。

湖南石门、怀化的朋友都说他们那里山上的桔子烂在树上,因为摘下来卖一两毛钱一斤,不如随便打点零工,广州春节最高可是卖到4元啊,如果没有一路上的买路钱,本来在珠三角的人们(也包括在这边打工的湖南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物质消费,可是这一切都被腐败的路桥收费制度扭曲了。在大陆,因为猪肉定点屠宰,人们已经把鸡鸭作为主要的肉食了,如果什么时候鸡鸭都要定点屠宰的话,可能农民会改养孔雀、鸵鸟。

说起黑车和私宰肉,其实我用的小黑电脑也是水货(走私的委婉说法),实际上,大家去广州电脑城看看,洋品牌的电脑有几台是正常渠道出来的?虽然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但是因为税收问题,Thinkpad和Sony电脑前几年行货和水货价格几乎相差一倍,现在缩小了,但是相差一两千到近万也是常事,所以水货电脑源源不断的从香港流入内地。可是在电脑城丝毫看不到什么执法检查,说实话,要查的话也很容易。

是因为要查水货电脑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拥有这种专业知识的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更聪明,明白这种执法不是无济于事就是引发暴力;还是因为电脑市场的老板也更聪明,知道和执法机关达成默契;或者因为默许水货电脑产生的都是国际电子巨头?不过我知道,广州太平洋电脑城那块地和旁边的总统大酒店都是部队的用地,这其中是否有关联就不清楚了。反正太平洋电脑城是广州IT业的发祥地。

最后再说说城中村,这和商品似乎没有关系,为什么提起,难道是因为我在那里住过几年?其实90年代来珠江三角洲的大学生,谁没在城中村住过?在早期,没有什么商品房出租,就算有,价格也很昂贵,我们都是只带着几百元钱告别家乡,在找到工作前,城中村收留了一批批的精英,即使找到工作以后,很多人还是住在城中村,直到自己买了房子,直到我把第一套房子便宜的租给几个刚来广州的毕业生,因为我似乎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希望他们不要再住到那个充满了妓女和吸毒者的地方。我不相信变成城中村的村民喜欢住暗无天日的握手楼,可是他们还是农民,他们的房子被拆迁的时候是不按市场价格的,按评估价格,对于城中村的农民来说,在最小的地方盖出尽可能大的地方,尽快的收回房租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旦被拆迁,损失是最小的。

城中村因为没有商品房的高价,所以租金也便宜,城中村竟然承担起了城市化的中介作用。

广州的城中村还不简单是给准备进入城市的大学生提供栖身之所,那里还有成千上万个山塞工厂,不但提供了广州各大服装鞋子手袋批发市场的一半商品,还提供了连外国人也爱不释手的各种假货,外国人其实挺虚伪的,口上说中国人做假货,实际上陪我们美国同事买假的浪琴手表、Amani的眼镜、Gucci手袋是我们每个同事都“被迫”做过的事。

城中村有庞大的产业,都是以同乡为产业链,有人批发,有人生产,而生产也分成一个个小单元,比如广东吴川人在海珠区和沙河分别有个生产皮带和服装的产业链,有人生产皮革、有人生产金属头,有人只负责组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有订单就迅速行动,款式变化也很迅速,反应速度可以和救灾队伍媲美,如果面对黑势力,他们也会一致抵抗,在广州瑞宝乡仅仅2006年就发生两次去勒索的歹徒被反抗的人打死。很多人在那里掘得第一桶金以后离开城中村开设更大的上规模的工厂,有人甚至注册自己品牌,实现了做强做大的目标。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屋多·W·舒尔茨说:“低收入各国的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不亚于有不可比拟的更多收入的我们,他们在利用他们微薄资源时,也是有才能的,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对改进他们的人口质量和取得有用知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这些成就只要不被政治破坏,意味着有利的经济前景。”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富人和经济学家都难以理解穷人作出的选择的优先顺序和稀缺性约束,大多数观察家都过高估计了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大大低估了人的质量的重要性,人口比例的差异并不产生可比的贫困差异,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都是计算经济的经济人,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的企业家,调谐做的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看不出他们如何有效率。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成就如果不被政治和歧视农业的政府政策破坏,他们就会创造出有利的经济前景。

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创造奇迹,我们没有日本、韩国起飞时的制度,但是如果你坚持说:在带三块表的领导下中国经济一样的创造奇迹,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制度。那么我们最好对中国经济中这些怪诞的现象,这些暴力和腐败的产生有个接近真相的了解,那么对胡总书记提倡的和谐社会如何建立也会有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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