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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官有制”借欧美救市还魂  

2008-10-19 14:31: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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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官有制”借欧美救市还魂

2008-10-19信水清流

   中国在私有化?美国在国有化吗?

   无论欧美政府是因为腐败还是诚实的失误所以监管疏忽,导致金融危机,现在不得不用国有化来度过危机的作法不能作为国有化有优越性的证明,而只能要求政府吸取教训,提高管理能力,更要杜绝腐败,要求人民有更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人民不是要给政府更大的权力,而是相反,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可能被大财团所用,危害经济。

   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在说服美国国会之后,向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美国政府将控制该公司79.9%的股份,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实质上接管了AIG。随着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多的欧美银行会被国有化,于是中国的左派兴奋了,欧美国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进行的私有化错了吗?我们要坚持走原来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不是无耻就是无知。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长保尔森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针对陷入困境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揽子措施。按照这一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救援计划,“两房”目前的监管部门——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将出面接管两家公司。实际上,这两个公司原来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准国有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创立于1938年,是政府出资创建,主要由退伍军人负责管理,用以扩大资金在二级房屋消费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帮助退伍军人买房置业。 房地美(Freddie Mac,NYSE:FRE,旧名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1970年由国会成立,作为旨在开拓美国第2抵押市场,增加家庭贷款所有权与房屋贷款租金收入。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的种种弊端,后来才被私有化的。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根纳?缪达尔说:在实际所有不发达国家中的统治阶层都表示赞成更大的平等,特别是提高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但真实的趋势是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不论有什么发展,果实总是归于上层人物,同时下层看不到多少改善,并且常常甚至实际上体验恶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把这种现象完全归于不发达国家,真的是一种偏见,也是他的缺陷,发达国家的官商也是一有机会就走到一起去的,虽然他们用的办法很巧妙。

美国今天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美国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不断的批评了,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畅销书《国富国穷》中警告美国人:美国必须为对日贸易逆差担心,认为日本人提供给美国有用的商品不过是换取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纸片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从事工作的民族学到和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寻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方法,而美国人却象历史上的西班牙人那样沉溺于社会地位、休闲和娱乐的嗜好之中,遗憾的是,他的警告没有人听,在对日大笔逆差之后,美国对中国继续是大量贸易逆差。

美国管理经济的高官一直用两面派的作法拖延经济调整,用中国的廉价产品满足美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用低利率和政府扶持来帮助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吹大泡沫),1998年,美联储为一家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安排了36亿美元的紧急融资,美国的一个议员Bernard Sanders指责格林斯潘“担心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5.15美元以上会引发失业,我真的希望CEO们……因为公司濒临破产而获得上亿美元的解雇金时,能看到同样的担心。”

从格林斯潘时代开始,美国先是实行递减税制,为富人减税,他们鼓吹企业家有钱后就会增加投资,促进就业,辽宁鞍山市国税局的李文娟不是说了:税务人员为了几块钱的税在市场里追小贩,从这头追到那头,另一方面却减免了大企业几千万、上亿的税收。我们这里不过是更赤裸裸而已,美国人还要找点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70年代开始,美国就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张五常不是声嘶力竭的说提高工资会导致失业吗?他们怎么不想想普通人没有钱消费的话,增加投资生产的东西卖给谁?

格林斯潘还鼓吹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是有利于经济的,实际上不是政府授予特权、颁发执照以及提供补贴形成的垄断就合理吗?政府受贿从而设置壁垒阻止竞争者的加入是支持垄断的最简单方法,美国对别国资本进入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在中国,金融、能源、教育、医疗被用各种各样的借口维持垄断,人民深受其害也不醒悟。

有教养的人都是与他们相矛盾,聪明人总是与自己相矛盾——剧作家Oscar Wilde。

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房地美与房利美的政府背景,是其深陷泥潭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对二者的援助,最终将它们推入深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雇员类似于公务员,无法完全理解华尔街提供给他们的复杂金融产品,而后者可能会充分利用前者无知的弱点增加销售。

比我们幸运的是美国人曾经否决了救市的议案,虽然在修改后还是通过了,但是他们可以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出席听证会,议员们问他的问题有:你是否试图隐瞒公司经营困难的实际情形?你有没有尽力去挽救公司?你有误导投资者吗?他的回答实在算不上诚实和让人信服,不过1999年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把1.4万亿的坏帐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别说听证会,连个解释都没看到。

 

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承诺在度过经济危机后会重新私有化,因为他们都清楚的知道国有化既无法保证经营的效率,更没有办法防止腐败。

那种希望国家控制经济,实现“一切尽在掌握”的对国家经济活动管理早就被证明是无法持续的了。太祖搞的东西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早就试过了。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兴办工商业,扩大国家贸易,表面上看起来,法国还真的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霸权”,17世纪,英国政府给予某些公民建立“合法实体”的特权,任何公民未经国王允许建立同类组织,将会遭到起诉和处罚,172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泡沫法案”,表面上是“管理私人企业”,实际上是帮助国有大企业的发展,限制小公司在获得更多资本方面获得更大的竞争力。1571年,英国有个规定:星期天,所有公民都要戴一种英国羊毛做成的帽子;1662年,英国规定死者下葬时,要穿上英国的羊毛纺织品。 18世纪,西班牙也追随柯尔贝尔的做法建立了一系列的皇家生产企业,法院和警察被用来阻止“不正当竞争”,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和暴力。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啊,重庆涪陵的人早些年(那时候还是四川省管辖)曾经得到单位发的香烟,那是政府指令企业购买的濒临破产的本地烟厂的产品,大家称为“爱涪烟”。上海和湖北曾经相互出台规定,上海规定出租车不准购买富康车,湖北规定出租车不准购买桑塔那。虽然后来这些规定似乎没人说,不过我在武汉和上海看到,非本地产的出租车真的是少之又少,几乎看不到。有人说一到芜湖,满大街都是奇瑞。

这种方法真的能支持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吗?如果可以,那中国在闭关锁国的30年里,国营企业早就该壮大了。实际上,保护和垄断只会导致低效率和匮乏,想想以前工业品凭票购买的尴尬吧。

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不过“国有”企业人家可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不过这么说似乎不对,因为我们有个汉武帝,为了国家“强大”早就搞过这一套了。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汉武帝还规定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其后代不能入仕做官的歧视性政策,今天中国人不是还很喜欢看到富豪被不公平法律伤害吗?这种垄断经营的弊端当时也有看到,霍光就说官营的铁很脆、杂质多,质量不好,可惜这样官方来钱啊,汉武帝听了很不爽,所以霍光一直被桑弘羊压制,要不是汉王朝因为穷兵黩武内部亏空的一塌糊涂所以需要霍光这种人来维护统治,可能连命都没了。

这样的国家强大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统治阶层剥夺商人财产给政府用,一时虚火而已,很快就会导致国家经济萧条,彻底崩溃。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也就是刘彻主动挑起与匈奴战争的第十六年,连绵不断的征伐造成了国家财政极度紧张,于是下达缗钱令:对商人、高利贷者和作坊主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纳税人要向国家呈报财产和收入;呈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该法令还鼓励举报,一经查实,告发者可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这种经济虐杀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做买卖的中产人家全破了产,国内贸易额急骤下降,民生艰难;老百姓怕被罚没,不再积蓄财产…甚至变得好吃懒做。这一切和打土豪、分田地多么相似啊,可惜中国人是健忘的,所以1933年,叶圣陶在《多收了三五斗》那里都写了“粮食过剩导致卖粮难”(当然这一段删除了给我们读,以致我们认为都是奸商在压榨农民)的地方,后来竟然落到要饿死人的地步。年纪大点的人还记得有部电影《满意不满意》吗?那里描写了在一个小吃店里,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如何在老服务员的教育下,变得态度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故事,今天去饭店吃饭的人可能无法想象70年代的中国饭店会是那样一种怪状。

一种恰当而合理的法律体制,可以使资源和财富得到增长和提升,大陆的官员们努力的让人民相信法律上的失败是执法力度不够,而不是法律本身很糟糕,不是民众对官员缺乏监督所以官员不断贪赃枉法,他们总是欺骗民众给他们更大的权力而不是把权力还给人民。出身低微的民众因为个人发展受到歧视和排斥,也不去思考法律本身的不合理,去寻求建立一个适合按个人能力发展的法律制度,却在幻想推到重来,这是中国人还要面对的悲哀轮回吗?

好的法律制度要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经营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避免政府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低效率的再分配。政府由于本身监管的失误,不是否定这种法律制度,而应该检讨政府的失职。公民必须有能力产生极大的愿望和动力,抓住创新的机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给民众享受,应该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而有序,增强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资源之间的相互合作。在专政的国家里,你可以看到大量故意含混其辞的政策,即使规定了收费标准也遮遮掩掩,反正一有机会就多收费或者收取贿赂,整个的制度都在鼓励行贿。经济学家曼库尔·沃尔森认为: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带来高成本的法律体制,通常能够适应压力集团的要求和愿望,因为只有压力集团,才能找到法律的缺口和漏洞,并在法律法规的重重迷雾中获得好处,而媒体和政治反对派却难以辨别清楚。

中国的很多民众也没有意识到即使底层的民众其实也是财富的强有力的创造者,从毛大神棍开始很多民众就被教育:普通民众是缺乏思想也无能力组织起来的,他们虽然得到很多赞美——说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完全孤立起来,把自己托付给统治者,谁不接受它们这种恩赐,那就是反GM分子,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是卖国贼。毛大神棍不是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是吹嘘自己打败了外国侵略者,最后硬说别国要来侵略自己,等到这个都没人相信了,就说外国要遏制自己国家强大。

中国人民接受了一个打着伪“公有制”的“官有制”,后来在本国用天价消费别国早就淘汰了的质量极其低劣的工业品。代价高昂的国有企业带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非市场形成的价格,几乎没有一件工业品能出口,而这都是国有和垄断造成的,奇怪的是,在今天市场上出现了一点有毒食品,在今天出现了一些商品由于价格高而消费不起,他们竟然怀念起那一无所有的时代,还把那个时代想象成丰衣足食的。很多人还担心市场的变化无常,怀念原来那种冗长乏味受国家雇佣的日子,怀念贫穷中的平等。有的人声称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别人担心,如果真的担心底层民众,那你就推进一种全民保障的制度就好了,牺牲经济发展的效率是什么逻辑?

民主的核心是监督和问责,在民主建设先天不足的基础上,给政府更大权力只会更危险。

 

最后说点题外的话,大陆很多爱国青年说什么美国陷入困境,中国要提出条件才能帮助美国的话更是没有常识的梦话,在我看来西方国家这次赞美中国,说什么需要中国的参与才能摆脱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想拉中国做炮灰。好笑的是中国官员可能没被吹晕(中投公司正在加紧赎回在美投资),但是爱国青年被吹晕不少,昨天的凤凰台也在《金融海啸》的节目最后引用西方政治人物的话,你不用奇怪节目里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参与拯救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梦话,整个世界金融资本的话在市场上挂牌场内交易的超过100万亿美金,超过两倍世界的GDP,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超过340万亿美金,每天投行在证券市场上的各种不同证券大概超过5万亿美金,中国那一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别说救美国,自救都救不了,能过完经济的严冬就不错了。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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